胡耀邦之子胡德平父亲斥责僵化体制是祸国殃

2019-10-15 10:51:21 来源: 池州信息港

胡耀邦之子胡德平:父亲斥责僵化体制是祸国殃民,

胡德平2014年8月8日,西安。《1965:耀邦早春行》出版座谈会 无论是个头、相貌、神态,72岁的胡德平都很像父亲胡耀邦。近年来,胡德平在工作之余,致力于挖掘史料,探寻胡耀邦的精神世界。他写下了一组主题为“中国为什么要改革”的文章,研究“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直至整个八十年代”,“尤其是当他的心路思绪已尽,无路可走原地打转时,他是怎样在荒原上迈出的步”。 2014年8月,在西安出席《1965:耀邦早春行》出版座谈会期间,胡德平先生接受了华商报专访。他说,胡耀邦视察陕南安康地区距今已有四十九年了,这只是历史长河中短短的一段时光,它静静地向远方流去,仍有生命,并告诉后人,它曾淹没了什么,又把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化为航标或路灯,或许可以警示后人,应该怎样走一个人的生命之路。 一大早,张孔明就忙活起来,他推掉了其他杂事,准备去机场接机。 这是8月8日,连续多天高温,刚降了一场小雨,使人神清气爽。下午,《1965:耀邦早春行》出版座谈会就要在西安召开了。 张孔明是陕西人民出版社第三室副主任,他要去接的北京贵客是胡耀邦之子胡德平。临近出发,他却接到一个,称“不用来接”。张孔明一时无措,中午饭总得吃吧。对方说“不用管”,只是详细询问下午开会的地点和时间,说,“两点半,准时到。” 果然。胡德平准时与会,座谈会结束即走,主办方留吃晚餐,他笑着婉谢了。 这是胡德平的风格。或许由此也能看出其父胡耀邦的遗风。 《1965:耀邦早春行》以实录的方式重现了1965年2月6日至13日,时任陕西省委代理书记的胡耀邦,在整整八天时间里走访七个县的情景与讲话。走到那,不管路途多长,一到目的地,先不进招待所,也暂且不听汇报,甚至也不要当地干部陪同,而是端直去基层自己了解情况。大多数情况,胡耀邦并不亮明身份,只要求“找支书一名、会计一名、贫下中农一名”,大伙一起聊聊现状,敞开了谈,以此发现问题。 胡德平熟悉父亲的作风。多年前,胡耀邦对子女们说过,“有什么社情民意,都可以向我反映,我来办”。这是胡家的传统。 在来参加座谈会的前几天,胡德平又一次“认真读完”了《1965:耀邦早春行》,并写下了近1.5万字的读后感。华商报注意到,在厚厚一沓《读后感》上,胡德平用括号细心标注着原文引述的页码,还有他的评述及所思所想。 座谈会上,胡德平一口京腔,语调温和地“与大家交流着看这本书的心得与认识”。参加座谈会的有刘志丹的女儿刘力贞、陕西省原副省长徐山林等老同志,也有胡耀邦当年的同事和老部下,以及陕西本地出版、文化、媒体等社会各界人士近百人。 半个世纪前,胡耀邦在陕西主政时,徐山林在省委农村工作部社教办公室,你供销社又不收,就想卖了换点东西回去嘛。” 所以他在安康电影院的全县扩大干部会上讲话,说要把集市贸易搞好,也就是当地老百姓说的,把“赶场”好好搞起来。第二天允许集市贸易的讲话就传遍安康,很快有人竟然敢在政府门前卖花生、卖羊油了,带着红袖章的市管人员也不见了。 他那时就认识到,对集市贸易不能管得过死,否则会影响农副业的迅速发展,对国家、对人民都不利。1965年过后的17年,在1982年的十二大报告中,个体工商户、集市贸易等内容才成为全党的共识。 只有生产发展,才算为人民忠诚地服了务 华商报:无法想象,如今很多已然是常识的观点,当时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保持清醒。 胡德平:耀邦同志当时说过这样一段话:“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什么?革命就是为了发展生产。发展生产是广大人民的要求。什么叫大好形势啊?大好形势就是因为生产发展了。什么叫好干部呀?就是能把生产领导好,这是主要的标准。” 在那份后来被批判的《通讯》中,他用了更为规范的语言,同时把问题的重要性提得更高了:“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发展生产力,只有生产不断发展,才能谈得上大好形势,只有领导群众增了产,才能称得起是为人民忠诚地服了务。” 这些话,现在看来属于常识,但当时还是需要勇气才能说出的。 华商报:胡耀邦当时还提出了那些与民生相关的经济观点? 胡德平:这就是改革开放后常说的一句话:“要致富,先修路。”耀邦同志当时感慨,“安康人穷,穷在那里?穷在路不通。农民生产的东西运不出去,运不出去就挣不到钱。”他听一位公路干部说到西万公路,一头起自西安,一头是四川万源,问这位干部去过万源没,回答没去过。他说,“你们这是‘鸡犬之声相闻,老死不相往来’呀,公路部门的同志都没去过,老百姓更别提了。” 他以安康桐籽为例,“桐籽一般都被我们自己榨油点亮用了,运不出去,烂掉在深山,而外国人购去了,深加工成各种化工用品,成百倍地挣我们的钱。”他感慨地说,汉江没有一座桥,群众太不方便了。并由此推动了安康等地三座汉江大桥陆续上马。后来,耀邦同志指示省级主管部门对三座汉江大桥立项筹措资金,并进行勘察设计。 耀邦同志当时还提出建设事业可以采取“民办公助”、“公有私养”的办法。这一思想体现在修建公路、开办一些建设工程上。他说,“修路,用民办国助的办法进行,国家供给炸药、钢钎,并给修路的民工一天半斤粮食、两角钱补助,农忙务农,农闲修路。” 而有些事,比如救济、福利和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,需要国家来“托底”。比如他说“虽然社会主义是按劳分配,但谁能把所有人的口粮都按劳分配呀!鳏寡孤独的困难户怎么办?”他认为,国家有了丰厚的积累,就能托起社会的救济、补助、福利、保障以及生老病死等民生问题。他提出“按劳分配和平衡照顾”,我觉得是经济自足的收官托底之笔。 经济自足是国家、人民自身内需消费之足。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确立后,耀邦同志提出中国应成为一个内需导向型的国家。我认为,这有他此前多年的实践和思想准备,不是偶然的。 斥责封闭僵化的体制是“祸国殃民” 华商报:有种观点认为,胡耀邦的这些经济观点,1965年在陕西小试锋芒,1978年以后在全国大见成效。 胡德平:这与耀邦同志深入实际、深入群众的调查研究分不开。他有数学头脑,非常爱算账,记性又好。其实他只是初中一年级的学历,后来在延安自学了代数。他在陕南调研时,经常当众算账,多少平方公里换算成多少亩啊,增产或是减产的百分比啊,总是很快就算出来。这也是他的工作乐趣。 他很注重商业体制以及物价。当地的农产品流转销售,从距离远近和历史习惯来讲,一贯向下运,就是朝湖北武汉走。当他听说旬阳的龙须草没有批准手续不能运往湖北销售,只能硬是“倒流”,从安康往西安运,发了少见的脾气,批评说“这是蠢!死官僚!反中央!”他对这种封闭僵化的体制非常生气,“自己封锁,自己祸国殃民,搞社会主义连方向都不明确,不想到国家,做官当老爷,那里做事这样荒唐!” 他把土特产品收购存在的问题提高到“方向”、“死官僚”、“祸国殃民”的高度去认识,说明他勤于研究政策,也是他做人的个性。历史过去了,多么激烈的运动,都会一风吹。什么被淹没,什么会留下来,洪水也冲不走,耀邦同志怎么做人,怎么走自己的人生之路,对后人是有警示的。 (原标题:当无路可走时他在荒原迈出步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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