黄永玉追忆童年能听到母鸡生蛋的声音图

2019-06-07 00:56:22 来源: 池州信息港

宝宝细菌感染反复发烧怎么办
小孩发高烧39度巧妙退烧法
宝宝低烧不退怎么办

黄永玉 1924年7月9日出生于常德县,祖籍湘西凤凰,土家族人,中国画家。受过小学和不完整初级中学教育。因家境贫苦,12岁就外出谋生,后来辗转到上海、台湾、香港,14岁开始发表作品,16岁开始以画画及木刻谋生。曾任瓷场小工、小学教员、中学教员、剧团见习美术队员、报社、电影编剧及中央美院教授、中国美协副主席。其代表作包括《比我老的老头》、《一路唱回故乡》等。

90岁的黄永玉日前出版了其自传体小说《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》的部。接受采访时,黄永玉很多段话的结束是以他点燃手中的打火机为标志的,当他将打火机的火苗引向另一只手上的烟斗时,表示关于上一个问题的回答已经结束。他的烟斗价值不菲,就像他收藏的那些乐器以及他养的那些狗一样。但他说自己对这些身外之物并不在意,有钱会买,无钱不想。“每天干活,对得起三顿饭就行了。”他不喜欢谈意义,他说如果他得罪过一些人,那是因为他求实。“我吹牛皮干什么?我又干吗要谦虚?”

【忆童年】

能听到母鸡生蛋的声音

新京报:你的小说从狗狗也就是你本人两岁开始写,一个孩子两岁多的事情怎么还能记得那么清楚?

黄永玉:我跟你讲,我不是两岁多才有感觉,我妈妈刚生下我时,我不晓得几个月,双十节灯会,做很多灯笼。女学生们晚上提灯笼的时候抱着我游行,我就能感觉到那个灯。另外提着灯笼要坐木船过河,我也有害怕的感觉,这两个感觉一直留到现在。

新京报:为什么选择从两岁多开始写起?

黄永玉:印象深,那么安静的一个环境,老房子的空气这么凝重,年轻人都去上课去了,我跟两个老太太在一起,我的婆(奶奶)和太婆。如果你抽烟,那个烟都是直的,能听到母鸡生蛋的声音,到现在我都印象这么深,觉得这么有意思……

新京报:这么平静的环境,随着太婆去世被打破了?

黄永玉:她是在大风大浪里稳定的陀螺仪,不停地旋转。老人家在一个家庭里面就是一个陀螺仪。家庭起了变化,大概就是两个原因,老人家不在了或是老人家经济上供应不上了。太婆更有政治的感觉,她也没有钱,讲一句话可没什么特别的,但她在和不在可不一样。爷爷从外面赚钱回来养家,那是经济问题。

新京报:太婆去世,你次到了外婆家,那是不是你次接触全新的环境?

黄永玉:都是新鲜的,以前从来没有碰到的各种事情。我祖母也是小脚,但是没有让我看到过,但是外婆洗脚我看到,吓了一跳,怎么小脚是那个样子的。晚上睡觉我们头对脚,她的脚在我面前晃来晃去。我到现在还在探索,对每一件事情都感到有兴趣。

【观生死】

小时候看杀头太多了

新京报:沈从文笔下也有很多土匪杀人的故事,你小时候对生死的观念会不会和别的地方成长起来的孩子不太一样?

黄永玉:看杀头看得太多了。小学一听到吹号,全校都跑去看杀头了,真的杀头就是一刀砍下去。到了黄昏放学,尸体都臭了,身体让狗咬了,头还在那里。我们把耳朵拎起来,扔到你身上。拿着耳朵的时候,耳朵烂了,头就掉了。当时对生死感觉很正常。抗战8年,又是轰炸,肠子粘在墙上,这种生活。解放以后到了“文革”我还怕什么?我才不怕呢!住到牛棚,有机会就出来玩。生死有什么了不起!

新京报:因为小时候看得太多?

黄永玉:我并不是说生死没什么了不起,而是我习惯了,对人生理解、对死亡理解的程度不一样。看死人看得太多了,这是社会性的杀戮。另外一种是风俗性的,我们那里把一个死人放到山上盖个房子,在尸体外面扣棺材,套四五个棺材,多少年以后就不臭了。我们下了学从棺材缝里看,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。到了战争时候,抬伤兵来来往往,就不是很紧张,生死的界限不是太明确了。

新京报:“文革”的时候你怎么出去玩?

黄永玉:“文革”的时候我医疗本上全是病,全是假的,医生帮我签的。一签就有一个月的病假,我就在家里做烟斗啊,写生啊,去玩啊。还碰到过有些没有进牛棚的先生们,他们吓坏了。颐和园的谐趣园,我搭个帐篷,我们家都在那里。有个国画界的同志来玩,吓坏了,他沿着湖走过来叫我。“什么事?”“你回去不要说你在颐和园碰见我。”他没事也怕。我说“我什么时候到过颐和园?”

【论写作】

希望反映丰富多彩时代

新京报:你这部小说容纳了太多东西,自己有考虑结构的问题吗?

黄永玉:我没有结构,按照年份写。现在正在写什么呢?写到学校,先碰到一个同学。这个同学很有意思,一直到“文革”过后我们还有联系,懒洋洋的,对什么事都无所谓,是个印尼华侨,见谁谁都讨厌。他讨厌人家,人家也讨厌他。人家一生气,他就说“那那那我请客,小巴黎。”有的人不买账,请客也不理。就这么一个人。到了学校之后他不考试,在学校玩了一年多。跟我同班,比我大3、4岁。考试时脚都跷在课桌上,光脚,一边抠脚一边答题。老师说“你这个同学脚不要跷在桌子上考试。”十几分钟他就交卷了,什么都先交卷,看榜,他考。

新京报:后来还有联系吗?

黄永玉:到了解放后,他在侨委工作,讲话还是讲风凉话,到我家说“我没有办法啦,你现在当教授了。”有一次说要请我和我爱人吃饭,快走到餐厅时,他说“不知道为什么,我今天不想吃东西。”我说“你这个混蛋。”“文革”后他又说请我吃饭,说这次真的请客。我找了7、8个他不认识的朋友,狠狠的,什么菜都叫,满满一桌。他吃一半站起来说“我这个人真无聊,请你们这帮无聊的人,花我这么多钱。”九几年在香港见,他又那个样子,说风凉话。所谓人性,他是个好人。这个人写完了,现在写另外一个。我也没有提纲,有提纲就限制了。

整个来讲,我希望反映一个时代,丰富多彩的。不是说这个是革命者,这个是落后的。

【叹故乡】

凤凰那种漂亮风格没有了

新京报:你的小说里也有很鲜明的时代背景,比如写到了村里人对照相的看法,对孩子喝牛奶的议论。

黄永玉:外面传来一些文明的事情,大家就很惊奇。两节手电筒照不远,买个四节的,白天也照。后来有六节电池,能打到山顶上的庙里头。很多东西城里头有城里头的感觉,我们有我们的感觉。比如一大清早,河边都是雾,几百妇女在河边洗衣服,太阳从山上出来……城墙、城门楼子、老远的桥、山上的雾,这些城里的孩子看起来感觉是不一样的。当时我们不懂得把感觉标示出来,但是在那样的环境里受到浸润。汽车都没有见过,老远一个点子,像一座房子一样。坐汽车的时候,上面走了,下面没有走,这是乡下人的感觉。个人有个人吸收的方式。

新京报:发布会上,你也提到了凤凰子弟的一些好传统。

黄永玉:到1950年我回去了也是这个状况,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,我带几个香港朋友到凤凰。当时正好过年,我们到山坡上的一家做客,那个人家给每个客人做一碗酒酿加鸡蛋,客人放了红包。我们告别下山,那个老太太拿着红包追下山来,“掉了东西,里头有钱!”“就是给你的。”“那怎么行,不要不要。”然后半路有个客人说帽子不知道丢到哪儿。我说总会有人拿来的。果然一个骑车的人追上来问“你们的帽子是不是?”当时是这样好的,现在你再去看看……

新京报:完全不一样了。

黄永玉:所以我现在都不想谈我家乡的事,老百姓自己并不喜欢这种风气,一进城要收费。我说我不敢回去,把我作为老百姓的黑后台,我不能表态。当年那种漂亮的风格都没有了。

【谈】

干吗要活在人的心上

新京报:你曾经说过对身外之物并不在意,那你在意的是什么?

黄永玉:工作嘛,我干活有个特点,画到快完总觉得遗憾,没有画好,到了下张又发现有点问题,整个过程就是个遗憾的过程。我不是故意谦虚,就是很老实地创作。但是写文章,我可是尽了力了,一个字一个字,写文章比我画画认真得多,好费力,所以也快乐,反复雕琢。

新京报:刚才谈到你对生死的看法,那你怎么看自己的问题?

黄永玉:我死了以后,不要骨灰,也不要盒,烧完了,家里人就回来了,不要带东西回来。跟很多没有家的老百姓骨灰一样,混在一起。我在农场的时候,去火葬场搬骨灰,那骨灰有火燃烧的磷脂味道,然后倒在水田里面,那个稻子长得特别好。我死了以后,骨灰倒在稻田里,也不要江河湖海,不要搞这个,死的就是这样的。那么打块碑,就刻上“爱,怜悯,感恩。”爱所有的人;怜悯世界上做这么蠢这么残忍的事情;感恩,多谢前辈对你这么好,多谢朋友的爱。鲁迅说,如果一个人不活在人的心上,他就真的死了。干吗要活在人的心上?用得着吗?把我送到火葬场,朋友们回到我的家喝杯咖啡,算了。

(新京报 姜妍)

本版摄影/新京报 秦斌

“抱吻女生”副教授学生:他待学生如自己的孩子
互联网缓慢渗透房地产 “去中介化“仍待考
大学男生用卫生巾裹宿舍床铺梯子 爬上铺脚不冷
本文标签: